女工们的既要和又要

　　林月脑中的父母，被她10岁的那一年，分成了两种样貌。

　　在那之前，他们模糊、遥远。在广西农村的家里，他们是墙上一张黑白半身合照，是忽然到来又很快消失的来访者。他们在广东中山打工，一年回家两次，停留一个多星期。

　　10岁那年，林月和姐姐、弟弟被父母从老家带出来，再也没有分开。父母的形象逐渐清晰、真切起来。5口人住一间出租屋，睡上下铺，条件艰苦，但母亲常做美味的白斩鸡，一家人围在一起吃。

　　林月初中毕业就开始打工，给超市上货、去饭店传菜、在流水线加工食品。尽管工作总是很辛苦，但当了母亲之后，她坚持把两个孩子带在身边。

　　她一直记得，小时候和亲戚生活在一起，自己早早“懂事”，习惯做家务，想要一把瓜子都不会开口。她不想让孩子经历这些。

　　但对林月来说，带着孩子，找一份兼顾家庭的工作并不容易。

　　需求

　　回想童年时代，冯家淇觉得父母一直在忽视自己。

　　父亲外出打工，母亲在村里经营小卖部，“人和店几乎不分身”。她提的需求，母亲总以“忙”为理由拒绝。她和同学闹别扭，把事儿憋在心里，“他们没空听”。

　　孩子总会记得那些父母以为再小不过的事，比如电视剧《还珠格格》热播，冯家淇想要一件印着主角形象的衣服，同龄人是家人陪着去选，她只能等待父亲把衣服带回来，没得挑。

　　后来，冯家淇也当了母亲，有机会弥补那些“遗憾”。她常常花几个小时给孩子读书，小儿子喜欢日本动漫人物奥特曼，她就买回印着相关图案的儿童服装。

　　除了需要当好母亲，冯家淇还需要工作。在小儿子上幼儿园之后，她开始重新寻找机会，“自己赚钱给孩子花”“买东西不需要向谁解释”“吵架时不止老公一个人能拉高音调”。

　　28岁的黄春花也曾因为生育停工4年。她回忆，那段时间自己在朋友圈里是“隐身”的。买菜路过曾经就职的工厂，她会多看两眼。家庭开支，女儿优先，她的喜好留在购物车里。

　　有时她经过家附近的奶茶店，看到排队等候的年轻人。这个从前最喜欢喝奶茶的女人只会看几秒，然后离开。她想念“金桔柠檬茶”的味道。

　　流传在女工之间的故事包括，有人停工全职育儿，给小孩买奶粉、尿不湿，会被丈夫抱怨“钱花那么快”；有人在超市购物，丈夫拒绝为其选购的物品埋单。

　　这些故事总是与“独立”“尊严”有关，但更多时候，女工们生育后重返流水线，是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，增加家庭收入。

　　在湖北，一个名叫向京艳的45岁女子创办了武汉“加十分”服装工厂，专门招收“妈妈”，3个厂区有200多名女工。在其他企业“用工荒”的时候，这家工厂曾一天接到8个求职电话。

　　在向京艳接触到的求职者里，有本地人生了孩子不想外出，也有来自福建、山东、云南的女人，带着孩子找出路。有人打来电话时在哭，一个贵州的单亲妈妈说，要带孩子，要给母亲治病，想举家前来，“你这里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”。

　　向京艳记得，厂里的一名女工生完二孩，孩子刚满月就来上班了。她说，丈夫一人的收入不够，自己要赶紧赚钱。干了几天活儿，她体力跟不上，只得回家。可没过多久，她又回来了。

　　向京艳有两个女儿。大女儿出生后，她和丈夫到外地工作，把孩子交给老人。后来，大女儿常说自己是“留守儿童”，对父母的印象是“离去的背影”。于是，第二个女儿出生后，向京艳辞工在家，待了两年多。

　　湖北是务工人员的流出地，打工的母亲总要面临那道选择题，让孩子成为“留守儿童”，还是让自己成为“全职妈妈”。

　　困难

　　第一次怀孕时，冯家淇在一家玩具厂工作，拿打胶机粘塑料房子。车间异味重，需要加班，她辞职了。5年后，她重新开始找工作，面试时，只要一提孩子小，机会就变得渺茫。

　　一次，她去一家床垫经销公司竞聘销售员，面试官问她“你能出差吗”，她说“试试看”。对方反问“你有两个小孩，怎么试”。

　　她很沮丧，接下来的半年不再去找工作。她偶尔打点零工，但拼订单的工厂经常加班，服务业没有“朝九晚五”，小作坊没有五险一金。她试过把孩子托付给婆婆，每晚10点下班回家，孩子已经睡了。

　　38岁的李淳是单亲妈妈，一个人带6岁的女儿。她做过销售员，开过服装店，自称曾当过一家美容院的中层管理者。丈夫有了婚外情，她希望女儿“在更有责任心的环境里长大”，选择离婚。为了多陪女儿，她在离家不远的药房里看店。药店一般夜里11点30分打烊。有时候，她正收拾东西准备回家，忽然接到外卖订单，得坐在店里等骑手。

　　她又辞职了。

　　在她看来，孩子上幼儿园之前需要好好陪伴，上了小学晚上得辅导作业，这仿佛都是妈妈们责无旁贷的事。为了兼顾家庭，女工们只能拼命寻找那些时间灵活的生计，有人在村子附近做撕纸箱胶带的工作，边看孩子边干活儿，两天挣50元；有人早上5点起床，骑三轮车赶到集市上摆摊卖衣服，中午回家带孩子。

　　她们没有亮眼的学历，谈不上拥有不可替代的技术。很多人从没仔细想过职业规划。

　　有一次，林月送完孩子，看到路边一所幼儿园招保育员，她忐忑地打去电话，结果被录取了。她把孩子也转进这所幼儿园，每天一起出门、回家。孩子毕业，她也离职了。

　　对做过的几乎所有工作，她都没有“喜欢”过。唯独有一次，她在一家日式餐厅做服务员，喜欢隔着玻璃看厨师做寿司、刺身，摆盘时点缀上雕好的萝卜花和一小片叫不出名字的绿叶。

　　尽管工资只有2000多元，但她觉得有意思，“能学新东西”。刚待一个多月，两个孩子轮流发烧，她照顾孩子还要上班，也病了，不得不辞职回家。

　　正式工辞职要“扣这扣那”，还要打好提前量。林月习惯打临时工，做一段时间就回家，辅导孩子考试、准备过年过节。

　　冯家淇的丈夫常出差，有一次连续4天，一个孩子总在夜里发烧，她哄另一个先睡，叫亲戚帮忙照看，然后抱上发烧的那个去医院输液。

　　此次接受中青报·中青网采访的所有女工都表示，遇上孩子放假、两人又都在工作的时候，夫妻之中，总是女方请假回家。

　　林月坦白地说：“如果我赚得更多，一些事就让他去忙活了。” 但这些年，只有在食品加工厂加班做计件工的那一个月，她曾赚得比丈夫多。

　　重返

　　2020年，冯家淇听朋友提起，附近有个工厂，很适合像她这样的“妈妈”。她再三问，“只用工作8小时吗”“可以随时请假吗”，得到肯定的答复后，她前去应聘。

　　这家企业是广东中山悦辰电子实业有限公司，一家成立10年的电子产品生产企业。它的“妈妈岗”车间，有3条生产线和229名女工，年轻的20岁出头，也有超过50岁的。

　　她们装机芯、贴绒布、打螺丝、焊烙铁、戴耳机测音、套袋打包装，每天工作8小时。企业生产的音响贴上飞利浦、海信、哈曼卡顿等品牌的标签，销往欧洲、北美洲。

　　女工们拥有“请假自由”，可以随时请产假、带薪年假和旅游探亲假。“妈妈岗”和其他岗位同工同酬，福利相当，月工资3000元左右。

　　厂里的“妈咪小屋”摆着微波炉、冰箱和沙发。 图书室里有《如何预防孩子跌倒》，也有《中国财富梦》。工人的孩子可以进图书室看书、写作业，宿管会帮上班的妈妈照看。10月的一个周末，两个小女孩开心地在活动室打乒乓球，她们的妈妈是工友。

　　这家企业的人事助理邝转娣回忆，几个月来，几乎每天都有女工来应聘“妈妈岗”。这些人来自附近村镇、市区，也有外地人看了新闻找过来。有个村子来了十几个女人，有女工和丈夫、弟弟、弟媳同在厂里，还有的女工已当上祖母。

　　冯家淇在这里重新开始工作。她扎马尾，常推着零件行走在车间，给流水线备货，职位是“助拉”，比普通女工高一级。

　　傍晚5点30分，下班铃声响了。林月从座位上起身，打卡出门。几分钟后，车间就空了。这些女工赶时间，大多数人要骑上电动车去幼儿园接孩子，5点放学，晚接1小时要多花10元。

　　2020年，黄春花也来到这条生产线，为音响主机贴操作指南，给机箱底部贴防滑垫，每天重复几百次。午休时，她会和工友们点奶茶喝。几个人聚在一起，砰砰砰地用吸管戳破茶杯封口。黄春花把附近新开的店都“探”了一遍，重获“奶茶自由”。

　　对于“不工作行不行”这个问题，这些女工的答案都是“不行”。有人说，女人不能连买卫生巾都找人要钱。

　　在这家工厂，车间里也有不少女性，等孩子大了，复工时已人到中年。舞蹈室里，一群外地女工常在周日晚上来跳两小时。有一个名叫李小新的女工，穿豹纹衬衫、黑色百褶裙和白色厚底“老爹鞋”。她45岁，戴彩色的发卡，跳舞时甩着马尾辫舞动裙摆，“为了那种青春靓丽的感觉”。她婆家在广西，养大了3个儿女，才决心出来打工。

　　她回忆，上一次跳舞还是没做母亲的时候。

　　向京艳的厂如今有3个车间。武汉举办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期间，她把工厂搬到远离城区的黄陂王家河，厂里有女工通勤不便，向京艳让她们居家工作。

　　她把原材料备好，量大的开车送过去，量少让女工自己来取，三五天做完一批来交货，再领新的。

　　有人在家里买了价值几千元的缝纫机。一个女工告诉向京艳，自己早晨起来，送完孩子上学，把菜买来择好，米放进电饭煲，汤炖上，就开始踩缝纫机。

　　这种灵活的方式没有影响订单完成的效率，此后，求职的女工如果离厂较远，向京艳就让她们直接在家里做。她给女工们买了保险，准备了红色的工服，寓意“红红火火”，希望她们永远告别“手心向上的日子”。

　　她把七八条红底白字的横幅挂在厂区的墙上。这些口号是向京艳和妹妹想出来的，一共列了20多条，她念给女工听，大家叫好的就印出来。

　　她最满意那条“独立的女人，靠自己才是女王”。发工资日她转账给女工，有人回她，“谢谢老板让我成为女王”。

　　缝纫机在厂房里运转，布料经这些“女王”的双手，变成一套套校服，运往全国各地，以及日本、老挝、新加坡。

　　对接

　　近几年，在广东的不少乡镇，招工难已成工厂面临的普遍问题。过去，为了给悦辰招人，邝转娣和同事去热闹的集市摆摊，结果无人问津。

　　2017年，公司副董事长余清听人说，附近有个村，不少“妈妈”找不到合适的工作，就把她们招进厂里，负责相对简单的产品装配，每天工作8小时。

　　消息传播出去以后，车间的“妈妈”变多了。为了应对难以避免的“请假”，厂里用上了“全能工”制度，培养随时能“顶岗”的机动工人。

　　3年以来，10多个人的“妈妈岗”慢慢延展出一条生产线，又形成专门的车间。目前，这家企业一线员工有700多人，女工占七成，“妈妈岗”占三分之一。

　　这些女性珍惜工作机会。冯家淇在厂时几乎从不闲着，给流水线备好货后，她常帮临时请假的工友顶岗，整理车间里散落的物资。

　　2020年，这家电子企业的产能逆趋势增长了68%，企业干脆缩减了劳务工数量，把更多名额用来招揽“妈妈”。“都说妇女能顶半边天，我看是大半边。”余清说。

　　中山市妇联的微信公众号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发布招收“妈妈岗”的企业信息——各镇街妇联定期收集有就业需求的女性信息，对附近企业能提供的岗位。

　　今年截至目前，他们已统计98家企业2000多个可弹性工作和柔性管理的岗位，比如，童装厂里的打边员、塑胶制品公司的跟单员、保险公司的政保专员等，帮助近500名女性实现灵活就业。

　　中山市妇联二级调研员刘浴平记得，10多年前，妇联为帮妈妈们增加收入，主推“大嫂工作坊”，定期给村镇妈妈提供手工活儿，剥开坚果、给牛仔裤剪线头……最近看到悦辰设置“妈妈岗”被报道，她很困惑，“怎么就成了热点了呢”。后来她想，因为现在生育政策调整了，生育带娃的宝妈需求增加，全社会也许都需要增加这些岗位。

　　有媒体报道，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，2020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位列全球第 55位，与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大型经济体如金砖国家相比都处于高位。今年9月，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发布的信息显示，目前中国女性人口超过6.88亿，全社会就业人员中女性占比超过四成。

　　中山市港口镇妇联主任陈丽华告诉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，“妈妈岗”的设置源于企业，没有来自政府的额外补贴，用工模式也只能模仿，不容易复制。她接触过不少企业，一些私营企业订单时间紧，聘用可能忽然请假、离职的“妈妈”，风险较大。还有的企业，女工工作日上不满8小时班，还要给她们买全额社保，负担不起。

　　余清解释，悦辰有研发线，是开设并增加“妈妈岗”的底气。赶时间的订单，可以尽量和客户协调，从采买等环节上提前运作，通过管控整条生产线提升效率，让加工时间相对从容。

　　在武汉，最初开办工厂时，向京艳常常在厂里等一天也等不到一个应聘者。年轻人大多青睐更自由的服务业，不想上流水线。

　　向京艳的服装工厂有计时和计件两种薪酬制度。女工只要请假，空闲时都会自觉补上工作量。有人早晨6点来车间，也有人自发加班晚走两三个小时，节假日只休半天。

　　开工厂的最初几个月，向京艳都在亏钱。如今，她的盈利主要靠电商部销售，“工厂只是保障货源”。

　　附近有工厂也缺人，承诺一天给150元工资，挖她的“妈妈工”。不到一个星期，走了的女工又都回来了，说好的工资停发了。有老板告诉向京艳，用同样的模式，自己一个月要在一个人身上亏1500元。

　　近年来，全国各地也有零星“妈妈岗”尝试。浙江一家企业11年前开始招揽出租车司机的妻子和军嫂，工作时间弹性管理。江西崇仁县的服装、雨具等企业瞄准“陪读”妈妈，在学校附近办“社区车间”。山东某食品企业、江苏某时装公司设立“妈妈班”，排班作息按照子女上学时间进行。

　　智联招聘发布的《2021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》显示，43.9%的企业没有任何针对女性的政策和福利，只有14.5%的企业为女性设有弹性工作制。

　　能提供大量“妈妈岗”的工厂在全国还是少数。这样的工作最适合居住在附近乡镇的女性，外地人的辞工率较高。

　　无论是外地人还是本地人，总有一些辞职理由令人心酸——孩子去幼儿园不适应，家人生重病，老人年纪大了……这些时刻，总是家中的女性迎上去接应。

　　自我

　　一个多月前的国庆假期，向京艳看到女工在群里发视频，几人相约出门唱卡拉OK。她们说，辛辛苦苦地赚了钱，怎么也要去享受一下。闲暇时间，也有人在群里喊，“逛街去不”。她记得她们原来说过，自己的收入几乎全给了孩子和家庭。

　　邝转娣开玩笑，女人做了妈妈后要身兼多职，当员工、做清洁、会育儿，好像一夜之间都要学会，还只拿一份工资。

　　当母亲之前，冯家淇总能挤出时间和朋友聚会，不看时间，说走就走。如今，她想吃宵夜，要等小孩熟睡，终于出门却发现附近的店都关了。她有工友3年里生两个孩子，做5年全职妈妈。辞工在家的日子围着孩子转，哺乳、陪玩、做饭、哄睡，然后是打扫卫生、洗衣服，夜里10点多躺下，一天就这样过去。

　　“肯定是要去适应孩子的时间，不可能喜欢什么就去做什么。”冯家淇感叹。

　　但她从不后悔用大量时间陪伴孩子长大，小儿子才4岁，已经跟她表达过很多次“我爱你”。她下班回家，孩子会跑出来给她拥抱，她加班晚归，孩子会主动问她吃饭了没。这是她觉得“值得”的时刻。

　　但没一个母亲是全天候的。一个月里，林月的孩子们总要吃两三回外卖。她给两个孩子都买了电话手表，方便随时联系。她给孩子叫过网约车，联系好亲戚在终点等候。她也给孩子买了公交卡，教他们自己坐车。

　　有一次，她问女儿怕不怕一个人坐车，女儿忽然说起，11岁时，有次去亲戚家，网约车没走熟悉的路线，40分钟车程，沿途荒凉，路灯零星。“通常隔很远就能望见路过的商场，那次一直没有看见。”

　　小女孩心里紧张，她偷瞄司机的导航屏幕，发现是爸爸将目的地打错了一个字。改过来后，司机拉着她重新出发。回家后，她一直把恐惧藏在心里，直到母亲问起。

　　林月总说，自己“来自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”，没太多选择。她的另一位工友常在流水线上和她打招呼，后来再没出现在厂里。后来她看到消息，是对方在朋友圈发布筹款链接——出租房里发生煤气爆炸，房子烧了近一半，人躺进ICU病房。

　　林月有同事拿出三分之一的工资作为旅行支出，她不敢。来中山20多年，她觉得自己还没融进这座城市。她买不起房子，几乎没什么存款。小孩慢慢长大，她感觉和原本一样一无所有”。

　　她和丈夫都是外地人，没有“积分入户”需要的各项证书，没能为孩子拿到公立学校的入学资格。私立小学一年学费几万元，孩子们快毕业了，学校组织假期夏令营，一个星期1万元，几乎没思考，她就放弃了。

　　两个小孩成绩差别大。林月有时候自我质疑，小儿子成绩不理想是不是因为她又上班了，没能全职陪伴造成的。

　　在食品加工厂打临时工时，林月同厂的一位正式工也是当妈妈的人，把小孩放在老家，一打工就是七八年，每天早晨六七点上班，晚上九点十点下班，一个月休息两三天，攒够钱在成都买了房。

　　那位女工也曾辞职另找工作，不久后又回了食品加工厂。她对林月感叹，这些年一直埋头打工，“钱是赚到了，但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”。

　　林月心里想，自己一定不要过那样的日子。在妈妈岗打工的时候，她可以带孩子，去孙文东路的步行街溜达，凑美食节的热闹，赶去小榄看花展，到附近阳江的海边游泳……生活还算丰富。

　　对更多人来说，这份稳定的工作意味着一份保障，老了有社保和退休金。李淳常常回顾自己的人生，家里两个妹妹和她一样读到高中，没毕业就辍学了。父亲一人种地收入微薄，她们拖欠学费，快考试了，学校见还没缴上不让再去。唯一读到高中毕业的是弟弟，没考上大学，也外出打工了。

　　母亲因意外早逝，父亲在她20岁出头时又患病去世。她是家里的长姐，在港口镇勉强站稳脚跟，把弟弟也接来附近照应。她习惯做家里最有话语权的人，发现丈夫不忠，她立刻离婚。“我不靠你穿，不靠你吃，没有再留下的理由。”

　　父母从未对她有太高期望，“只盼我能独立地生活”。像大多数女工一样，她希望女儿多读书，找稳定的工作，掌握技术，“不要走我的老路”。她想给女儿提供更多的选择，对女儿说，“女人最重要的是搞好身体和钱包，这是本钱和底气。”

　　林月曾收到来自老公好友的夸赞：这个女人多勤劳，在外加班到晚上11点没怨言。但她说，那是自己的选择，是为了实现独立。她已经学会了开车，“不管任何地方，只要我想去，老公在不在身边都可以去。”

　　最近，黄春花也在学车。丈夫拥有家里汽车的驾驶权，多数情况下，他每天加班到晚上九点十点，周末只休一天。难得有空闲，他累得只想休息。

　　黄春花期待拿到驾照，可以带女儿出门，“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那是属于自己的本事。”

　　(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林月、李淳为化名)

　　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王景烁 来源：中国青年报 【编辑:张楷欣】